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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互联网 作者:古玩网 人气: 发布时间:2020-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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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美国人比尔·波特在中国寻找隐士和禅宗的轨迹之后,坦言自己前生可能是中国人一样;比利时人菲利普·德巴盖也曾在四川遇到一个老人,算命说他上辈子一定是中国人。

菲利普从1989年开始走访过30多个中国的城市,见到不同面孔的人,却从未感到陌生,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明朝的苦力。”

4月在北京恭王府嘉乐堂,中国嘉德举办了“读往会心”——侣明室藏黄花梨家具展,70多件藏品中有罕见的黄花梨交杌和难得成对的黄花梨圈椅四出头扶手椅,这些藏品的主人就是这位“前世的明朝人”。

初识

起先离明式家具距离最近、最容易被人提到的外国人是上世纪30年代,旅居北京的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CustavEcke),他出版的《中国花梨家具图案》(英文版),称得上中国明代家具研究的开山之作。20世纪70年代,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家、美国人安思远(Ellsworth)的著作《中国家具》出版后,在西方掀起了中国家具收藏热。菲利普说,“那个时候,中国人甚至没意识到古典家具在收藏上的意义。人们更看重字画和瓷器。”他自己的收藏也刚好是这个顺序。

18岁时菲利普开始收藏艺术品,他最先看到的东方文化是日本的绘画。收了一段时间后,有人跟他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东方的艺术,一定会喜欢中国的艺术。于是,菲利普开始了漫长的“淘汰”——并非淘汰艺术,而是在诸多的艺术门类中找到和他最契合的那一支。从书法到陶俑,再到宋瓷,这些艺术品在他手里来来去去,根本留不下来,收进来又很快地卖掉,直到他看到明式家具,他的卖出行为就停止了。

到现在他收藏的100多件黄花梨家具,没有一件出售记录。菲利普希望和它们相处下去,即便拍卖市场上价格已经翻到了千万级,对他而言,这些都是浮云。

西方藏家在对中国艺术产生浓厚兴趣时,会下意识地开始寻找自己的领路人,就好比吴尔鹿、张颂仁之于尤伦斯,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领路人多数在香港。菲利普很幸运,在开始收第一件藏品之前,就遇到了自己的领路人,被称为“黄花梨女王”的香港嘉木堂堂主的伍嘉恩。

伍嘉恩从1970年开始收藏明式家具,1987年在香港开了嘉木堂——这个名字是王世襄取的,起初她只做博物馆、行家生意,不与不知明朝家具好坏的人打交道,结果资深收藏家来得更频繁了,伦敦知名骨董商Eskenazi过去卖家具给伍嘉恩,后来回过头来要她让家具给他。就是这个名声,1989年菲利普第一次走进嘉木堂。“当时他一下子被‘吓到’了。”伍嘉恩说,嘉木堂是个纯白色的空间,墙上只有王世襄先生写的“嘉木堂”三个字。明式家具的线条在白色的映衬下越发地明晰起来。“一般第一次来的人,都会被震撼,菲利普待了一会后就开始和家具们说起话来,他会和它们交流。我很惊讶。”

此后,菲利普的所有藏品都来自于伍嘉恩的引荐,他的收藏非常丰富,有些已经达到了馆藏级标准,有一把明朝折椅,据鉴定是明代君主的御用之物,世界上此类折椅存世的仅有10把,8把已被博物馆收藏,另2把属私人收藏,他便是二者之一。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菲利普成了海外最大的黄花梨收藏家。

相处

有不少收藏家都提到过一个词:“相处”。艺术品存世的时间要远远长于收藏家,每个能够拥有它的人都应该珍惜与之相处的这几十年光阴。

菲利普在比利时的家原先都是西式的家具,后来明式家具越收越多,他干脆新盖了一间房,就按着一个明朝人的家把家具“用”了起来。这些家具在菲利普的家中履行着家具实用的功能,桌椅床榻,没有一件是被“供”起来的。

王世襄先生给菲利普的收藏取了中国名字,侣明室,意思是“生活于明”。

2006年,中国和比利时建交35周年,菲利普的收藏展是当年官方的重要交流活动,那次展览也是王世襄先生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本来我们想在公众开放日之前单独选一天让王老来看,他那时候身体已经不是太好,不太出门了,后来他还是决定要来开幕式,我很感激。”

菲利普和王世襄先生的跨国忘年交能够结成,除了伍嘉恩的牵线,大概还是因为“侣明室”完成了世襄先生一直想做的事——有一座足够大的四合院,按古人生活的方式把明式家具置于其中,恢复一个真正的古代文人之家。

相处的另一层含义,是尝试着去理解附着在藏品身上的讯息。菲利普不会

中文,他了解中国文化的方式除了和行家交流,就是花大把时间在中国走访和读书。从1989年开始,他去了30多个城市,只为感受中国文化,不是为了寻找家具——中国民间的黄花梨精品少之又少,菲利普的藏品全部来自于海外。

在读书和研究的过程里,菲利普发现,西方家具受到明式家具影响的例子比比皆是,北欧一些知名设计师就曾以毕生最经典的作品向明式家具致敬——丹麦家具设计界的大师威格纳的“中国椅”就是其中之一。“最早的明式家具是由传教士带回欧洲的,第一件明式家具是传到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那里,英式家具的椅背也是受了中式家具的影响。”

坊间一直流传的“文人参与明式家具的设计”,伍嘉恩和菲利普都认为这没有确凿的证据。伍嘉恩说,“我们所能找到的文人参与的家具设计就是李渔的时代,那个时候明式家具已经全部定型,家具的设计很复杂,文人很难去改动它定型的结构和工艺。”

菲利普对明代文人与家具的关系有着自己的思考:“中国古代的家具反映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文人想呈现一种谦和以及在大自然面前渺小的态度,但是使用的木头却是最贵的,这也是很有趣的‘讽刺’。文震亨(文徵明的曾孙)所有的家具都是反映精英人士的价值观念,在视觉上就能得出社会阶层的印象,知道什么是可以坐的,什么是不可以坐的。东西方在审美上存在很多不同,比如在西方体现一个人的高贵会不断往上增加装饰,而中国是减少,Less i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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